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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警察背离这个职责、采取不作为或者介入到非治安事件中，那么警察就会变成社会的对立物。

另外，有些本不应当属于公安机关的权力应当从公安机关中分离。另外还要保护个人的隐私，以防止公众对犯罪嫌疑人无罪推定的权利进行侵犯。

调查性报道在司法程序中可以是公布司法机关的调查，可以由记者独立完成。另一方面，警察权行使应当遵循警察比例原则。（The Madrid Principl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judicial independent. CJJL yearbook. vol 4(1995).）《马德里准则》要求，在审前程序中，对公众的知情权要受到一定以限制，以免形成审判还没有开始，民众就已经形成民意审判的结论。近年接连暴光的警察贩毒、警察打死警察、数十名警察勾结小偷参与分赃等案件都体现了没有制约的警察权力的可怕。这是指侦察机关与鉴定机关的相对分离，即司法鉴定部门独立于侦查机关。

公安机关是行政权力集中的实行首长负责制的机关，因此，事实上可以由公安局长为主作出的行政决定来决定一个人剥夺 3年以下人身自由。所谓调查情况的信息，是指不是调查内容本身，而是指调查的进行和进展情况。在这样一种格局下,审判者不止是要作一个像西方那样的客观公正中立的司法官,而是要作一个善良周到的春风化雨般的家长。

这一特征,我们还可以从今天的《人民法院报》经常报道的法官们于当事人诉状请求之外帮企业讨债、帮农民找牛、帮五保户送煤气、帮下岗工人解决家庭纠纷、劝说囚犯的妻子不要离婚等管过界的送温暖的做法中找到遗留。不仅判决写的非常温情,还要送你铜钱三百,还要县衙的衙役(武装警察),为你鸣锣开道,用高头大马披带花红敲锣打鼓送三对新人回家。小伙子叫刘璞,生病治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好。三天过后漏馅,两家闹成了一场很严重的纠纷,由杭州府乔太守来审理。

夺人妇人亦夺其妇,两家恩怨总是风波;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三对夫妻各偕鱼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婚礼就是政治性的带有官方意图的婚礼,是政府在进行行政活动或者道德教化活动,不只是普通的民间婚娶。

乔太守的判决,将错就错,乱点鸳鸯谱,让两对年轻人干脆互换配偶。我还有一点联想,就是中国古代的法律和司法其实也是尊重人民的。中国古代司法判决不讲究逻辑而讲究艺术性、诗赋性的判决,这方面的例子,我记得有《醒世恒言》中所传宋朝杭州府乔太守的一个判决。使徐雅别婿裴九之儿,许裴政改娶孙郎之配。

关于这一点我们一般说中国古代判决过分注重人情,注重情理,注重道德伦理,虽然有些判词里边也讲依律怎样怎样,依例怎样怎样,然后才是情理化的诗赋性的语言表达。所以我认为亲亲相隐这种制度的本身,包含着对中国古代特有的社会组织,也就是家族组织、亲属组织、宗法组织、血缘组织的自治权、自决权的一种尊重。如果禁止亲亲相隐,那就是规定无条件引渡或者遣返。但是国家派官吏派警察来捉拿的时候,你们把这个人藏了起来。

探讨中国法律传统不能不论及中国传统司法的伦理属性问题,笔者就此问题在此略陈管见。以爱及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为月老。

乔太守的判词很是精彩。他不但不追究孙润、慧娘二人的奸罪罪责,反而一定要我官府权为月老,主动为民当家作主乱点鸳鸯谱搭配好了三对婚姻。

那个亲属圈按照规定可以亲亲相隐:你的一个近亲属在外边犯罪,回到你的亲属圈之后大家都知道了。来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进入 范忠信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所以那些判决绝对不仅仅以当事人起诉时正式提出的诉讼请求为限制,而是常常主动超出当事人的正式诉讼请求作出在今天看来是多管闲事的判决。我还有一点联想,就是中国古代的法律和司法其实也是尊重人民的。中国古代司法判决不讲究逻辑而讲究艺术性、诗赋性的判决,这方面的例子,我记得有《醒世恒言》中所传宋朝杭州府乔太守的一个判决。他不但不追究孙润、慧娘二人的奸罪罪责,反而一定要我官府权为月老,主动为民当家作主乱点鸳鸯谱搭配好了三对婚姻。

这时候孙家人想,既然是和一个生病的男人结婚,就干脆把女儿的弟弟打扮成女人代姐姐出嫁,不就万无一失了吗?另一边刘家,因为儿子生病不能亲自出来结婚,只好让他的妹妹出来代替新郎完成仪式,结果两家都不约而同地偷换了结婚人,把方向弄反了,新婚之夜就出现了弟代姊嫁、姑伴‘嫂眠这样一个很精彩的情节,成就了一对年轻人的无夫奸,让他们在各自约定的婚姻中失了节。当事人到衙门去打官司,很少用到我是原告、我是被告、我是证人之类的话语,所有的人在法庭上称知县知府为青天老父台、青天大老爷、老公祖,其自称就是小民、子民、小的。

比如说这个法律条文讲的是男女婚姻一定要有媒介,要有父母为主婚人等等,他在判词中翻译过来的时候,就不是法律条文规定如何如何,而是讲《礼记》如何强调父母之命、《周礼》如何强调媒妁之言云云。这个特征体现在法官主审诉讼的全过程中,体现在当事人涉及诉讼的全部过程中。

三天过后漏馅,两家闹成了一场很严重的纠纷,由杭州府乔太守来审理。探讨中国法律传统不能不论及中国传统司法的伦理属性问题,笔者就此问题在此略陈管见。

在这样一种格局下,审判者不止是要作一个像西方那样的客观公正中立的司法官,而是要作一个善良周到的春风化雨般的家长。媳妇孙家起初同意了,后来一打听,知道情况不妙,怕万一女婿治不好,自己的女儿就要当寡妇了。古人其实也认识到,人民不能完全只是政府的支配对象,人民在政府面前应该有一点自主性、选择性、独立性,跟政府之间应当有一点界限。但是,我们古代的法官不这么看,他认为家长该管什么我就可以判决什么。

这时他扮演的角色就是百姓的家长或父祖,为子孙周到地考虑婚姻大事。但是国家派官吏派警察来捉拿的时候,你们把这个人藏了起来。

这一特征,我们还可以从今天的《人民法院报》经常报道的法官们于当事人诉状请求之外帮企业讨债、帮农民找牛、帮五保户送煤气、帮下岗工人解决家庭纠纷、劝说囚犯的妻子不要离婚等管过界的送温暖的做法中找到遗留。本来,依照法理,案件里边当事人请求什么,我们就依法判决什么,超出诉讼请求的我们不应该过问。

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一个亲属团体或亲属圈,比如中国古代的五服制度包含的亲属,就是一个亲属圈。

比如乔太守审判的这个案件,当事人只要求依法处罚玉郎(孙润)骗奸良女(慧娘)的犯罪行径(按照宋代法律,这是无夫奸案件),但是乔太守不甘就此止步。所以这个判决书就写得非常温情。乔太守的判决,将错就错,乱点鸳鸯谱,让两对年轻人干脆互换配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婚礼就是政治性的带有官方意图的婚礼,是政府在进行行政活动或者道德教化活动,不只是普通的民间婚娶。

在研究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理念,就是中国古代法制讲亲亲相隐的时候,实际上里面包含了某种尊重社会自主选择,尊重人民团体的自决权、自治权的因素在里面。在这种卖弄中,哪里有时间去讲求法律逻辑、逻辑推理?这反映了非逻辑属性。

所以说中国司法传统,对今天法制建设事业的启示是很多的。把亲属成员当成己方人民,允许其不予引渡(当然出了这个亲属国的庇护范围被政治国的执法机关逮住了,那是国家的本事,你又不能后悔)。

他们想告诉后人:我在任职期间处理了某某一些案件,我的目的不仅仅是想把是非断清楚,我还要在这里边充分弘扬天理人情,把我像尧舜一样的圣贤事迹流传下来,这是中国古代的诗赋判决的特点。也就是说即使是引用法律条文,也是进行伦理化的,非逻辑性的改造之后才引用,很少引用具体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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